在蒲松龄笔下,放生作品数量可观,内涵丰富,形式多样。《聊斋》中有关放生的篇章多达20余篇,诗文中与放生相关的内容也为数不少,他本着宽容、包容的心态,基于对生命的充分体悟,对放生内蕴进行了主题式解读。
生的前提是放,只有当生命处于困境忧患,才有放的行为,蒲松龄借助对放生的描写,指出芸芸众生的种种生存困境。《象》中众象见狻猊意将搏噬肥者。“象战栗,无敢逃者,惟共仰树上”,似求猎人怜拯。《青凤》中耿生“会清明上墓归,见小狐二,为犬逼逐。其一投荒窜去,一则皇急道上。望见生,依依哀啼,……似乞其援。”神通广大的八大王更是为渔鳖者所获。
蒲松龄在不厌其烦地讲述放生行为的同时,也极力渲染放生后琴瑟和谐的景象,这种对放生后的情景描述往往是蒲松龄着墨最甚之处,无论是基于何种原因的放生,往往有一段深情绵渺的结果表述。如《小翠》中放生只是蒲松龄一笔带过的引子,重点展开铺叙的则是因放生带来的一系列报恩事件:小翠代母报恩下嫁恩人痴呆之子,并为之疗疾,为其家去祸。类似的篇章还有《西湖主》、《八大王》、《小梅》、《花姑子》等。《诗经·卫风·木瓜》云:“投我以木瓜,报之以琼踞。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。投我以木桃,报之以琼瑶。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。投我以木李,报之以琼玖。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。”《聊斋》放生回报是投桃报李、互示友好的表示,是“行善不以为名而名从之;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;利不与争期而争及之。”利义关系的诠释与注脚,也是“人生业果,饮啄必报”善恶果报观念的积极反馈。
蒲松龄放生主题文化溯源
明清时期人们对放生有了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,放生现象蔚为大观,蒲松龄是其中的佼佼者。纵观《聊斋》的放生作品,前人历来的放生思想、题材类型以及作品的艺术表达方式等,皆给蒲松龄的放生描写以种种滋养。
首先,蒲松龄积极吸收儒家“恻隐之心”,“仁者,浑然与物同体。”释家“上及人伦下沾蝼蚁,但能救死,无不放生”思想,积极宣扬仁人爱物。如耿生怜见被犬逼逐的小狐,对之“提抱以归”(《青凤》)。王六郎以“仁人之心”“怜抱中儿”,救投水妇人性命(《王六郎》)。蒲松龄在对传统同类放生题材因袭继承的同时,也表现出了明显的超越与创新意识。首先,对生命关怀的角度与程度不同。前人多基于生与死的两极对立从恻隐之心、慈悲之心、政治功能视角对生进行观照,而蒲松龄则以宽广的放生视域立足生命的终极关怀。如《赵城虎》中赵城妪独子被虎所噬,妪悲痛欲绝,啼诉于宰,虎主动投案,宰对之曰:“杀人者死,古之定律。且妪止一子,而汝杀之,彼残年垂尽,何以生活?倘尔能为若子也,我将赦汝”。“虎颔之”,宰“乃释缚,令去”。虎尽赡养之责,时衔死鹿、金帛等掷妪庭中,“妪由此致丰裕,奉养过于其子,心窃虎德。虎来,时卧檐下,竟日不去。人畜相安,各无猜忌”。妪死,“虎骤奔来”,“直赴冢前”,嗥鸣雷动”。因宰的放生令本应为仇雠的妪与虎长期诚挚相处,而且产生了深厚的情感。蒲松龄笔下的放生不只是对生命的放纵,更是对生命的充分尊重、理解与包容。其次,基于文体的演进,前人放生作品大都叙述简略,风格质朴、板滞、程式化,缺少艺术加工。而蒲松龄则极力渲染、铺陈,笔致细腻,情节迂回曲折,放生对人既是情感的洗礼,也是一种文学上的审美观照,读来是一种艺术享受。如同是龟鳖放生故事。《续异记,刘沼》记载中山刘沼,“灶里得一龟”,“放之于娄湖”,《聊斋》中《八大王》说渔鳖者献巨鳖于冯生,生以其状异,放之。两篇作品叙述方式、情节相似,皆用直叙、顺叙方法,写人对物的放生。但《续异记》以“俄迁秣陵令”嘎然而止。而《八大王》则是一系列精彩婉转华美的故事,得宝、娶妻,翻空为奇,令人耳目一新。再次,与前人相比,具有平等思想的蒲松龄本着开放的放生观,更注重人与异类近距离的亲近与亲呢。如《酒友》中车生不以狐为异类,没有加以伤害,反而与之共寝,引为糟丘之良友。这既不同于以往儒家的功利性放生,也不同于魏晋六朝小说出于敬畏膜拜的放生。
蒲松龄放生主题地域溯源
淄川古属东夷,自来民风“敦厚阔达”。范哗在《后汉书·东夷列传》指出:“《王制》云:‘东方日夷。’夷者,抵也,言仁而好生,万物抵地而出。故天性柔顺,易以通御,至有君子、不死之国焉。”朴素的言仁好生观念,在与儒家文化的融合中渗入了浓烈的伦理与情感道德因素,人们“入则孝,出则悌,谨而信,泛爱众,而亲仁”。这种“泛爱众,而亲仁”的精神气质在明清时期对待放生事项上尤为明显。唐梦赉(1627~1698)“生性好善”,“曾于城西傅家湾两河汇流处做‘放生矶’”,“与朋友们经常在此向河内放生”。在他影响下“两河上下数里,再也无人捕鱼。”《淄川县志》更记载了诸多有关放生的诗篇,如“直钩断网属仙家,总启渔矶罢钓槎。”“记向西湖学放生,莲池遗教几个行。双湾化作菩提水,大地江河总有情”等。蒲松龄周围的亲朋好友也多持放生理念,如亲家高珩子“嫩柳滩头携簟坐,游鱼数遍放生矶。”描绘了放生矶人鱼和谐相处的画面。放生主体与放生客体的生命世界灵性沟通协调融合,展现出一种深沉的生命意识与跨类的生命和谐。“天地之性,人为贵”。“天、地、人”三才,人的生命与价值最值得重视与关注。朝廷围剿胶东于七起义,滥杀无辜,唐梦赉为之向山东总督建言,使不少百姓免于刀兵之祸。蒲松龄记日“唐子西世务咸通,得献筹于借箸。于是掠禁为严,肤功立奏。纵俘擒之弱息,欢噪孤城;拉哑叱之娇婴,还归故里。”有清一代获赠康熙“半副銮驾”殊荣的邱璐(1620~1682),任“扬州府江防同知,捐资制放生船。
淄川重生重义的地域文化氛围深深影响着蒲松龄对生的珍惜与维护,淄川浓厚的民俗信仰也影响着蒲松龄爱物爱民的放生创作。就地理位置而言,淄川四面环山,庙宇遍布,青云寺、宝塔寺、龙泉寺是其中最著者,蒲松龄文集中提到的寺庙还有水月寺、游龙寺、大悲庵、玉溪庵等。一般寺庙都有放生池,在规定的日期进行放生。佛经《禅门日诵》记载:“每年的十月初八称为大涅盘日。在过去无量世中,众生于此日曾发生极大的灾难,死亡的人数无法计数。所以在这一天中,若能吃素、行善,可以得到诸天神圣的护持。吃素一天,等于吃素一年的功德;放生或作善事一元即等于一千元;若是说一句好话,等于说一千句好话。同样地,若是骂人一句,就等于一千句。”蒲松龄在杂著中也谈到了十月初八涅槃日放生情况,“此日放生一个,比常日有十千万功德,此日作一罪业,比常日有十千万罪业。”蒲松龄熟悉放生民俗,在《放生池碑记》、《放生池成喜赋》等文章中,在《聊斋》中,对放生果报“一饮一啄,善恶必报”的书描比比皆是。
蒲松龄积极吸收儒家仁者爱物爱民思想,释家大慈大悲放生内核,有效借鉴前人放生题材、放生模式,并在淄川爱物重生的地域氛围民俗信仰影响下,创作出蔚为大观的放生作品。这些放生作品是他现实人生体验的投影,是他仁心爱人的一贯表达。对蒲松龄来说,人与万物生存的世界虽有不如意的地方,但仍应“是一个呈现着美丽、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。”只有对这个共同体中生命的关怀与救助,只有对这个和合共生的共同体给与足够的尊重与爱护,“人才能获得人之本质,才能作为绽出的生存者守护着存在之真理,走上一条本真本己的生存之路”。放生作品不只体现蒲松龄对生命的关注,也表达了他对生存、对生活、对物际、人际关系的态度与理性思考,彰显着他独特的人生价值观。作者冯军